今年三、四月间延庆榆林古驿站遗址和清代“国宾馆”——会同馆的发现，使原本不爱抛头露面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先生一时成了京城众多媒体追踪踪报道的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榆林古驿站遗址作为北京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古驿站遗址，不仅对研究北京的交通、文化、经济等有重要意义，而且可能成为参加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的代表的参观点之一；而清代会同馆的发现，则使宣武区南横东街131号院——这一原定1998年6月前拆除的危房摇身变成珍贵文物！
为了发现这座古驿站遗址和清会同馆馆会，从1996年起，王灿炽教授就对古驿站进行研究，上演了“三部曲”。首先是查寻文献，包括历史文献如北京地方志像《顺天府志》中的“坊巷志”、元明清典章制度像《元典章》、《永乐大典》、《明会典》、《大清会典释例》，古今地图如《明清北京城图》，档案史料像第一、第二档案馆的《中琉关系档案续编》等；其次对新旧地名进行考证；再次，进行实地考察。自1997年起，为调查北京古驿站，王教授同北京市邮政局文史中心的同志，行程数千里，先后调查了良乡的“固节驿”、昌平的“居庸驿和居庸急递铺”、密云的“古北口驿”和“密云驿”、通县的“潞河驿”和“和合驿”、延庆的“榆林驿”等，经过反复研究、对比、论证，王灿炽先生得出结论：榆林堡城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古驿站遗址。而为了发现明清时期北京的会同馆及其馆舍，王先生自去年2月起就多次骑自行车从北四环中路出发走访东城、西城、南城的街坊，经过2个多月的考察，于去年4月份确认这座迄今已有255年历史，包括前殿、后殿及西跨院共30余间房屋的院子为原明朝南城兵马司、清乾隆八年改现名的会同馆馆址。
慧眼识珠的背后，是王教授对北京古代文献的谙熟。年近花甲的王教授，祖籍福建永定县，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却是知名的北京史志专家。“南人搞北史”，王教授感慨地说：“只有不辞艰苦，坚韧不拔，才能做好学问。”
求知的道路是艰辛的，1980年下半年，天气逐渐变冷，已有两个孩子的他，每天7点从鼓楼出发，骑1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北大，查阅、摘抄北大图书馆目录厅的资料。当时目录厅上午11：30到下午2：00这段时间是关门的。王先生中午在北大学生食堂掏钱和学生一样吃完饭后，却没能像学生一样回宿舍休息。为了休息，他先到清华园一位朋友家，但去过一次后，由于觉得太麻烦人家而作罢。于是，他到未名湖畔的长椅休息，天太冷，感冒着凉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时，有人建议他到校医院过道的长椅休息，那里有暖气。然而，当他刚躺下时，清洁工人就过来打扫卫生，并好心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请他到里边的候诊室看病，弄得他哭笑不得。
不久，他发现医院有一间屋子人特别少，于是就到里边休息。过了一段时间，他问别人，才知那是肝炎病人隔离室！所幸，王先生没有因此得肝炎。
其实，从1979年下半年起，王先生就开始泡北京各大图书馆，每天两手因翻弄卡片变得十指乌黑，北大目录厅一位老师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人！”
然而正是依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王教授查阅抄录了老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善本藏书所有写于北京的资料卡片。20多年来，他先后做了两万多张卡片，建立了“专题书目索引”、“专题报刊论文资料索引”、“档案资料专题索引”等自己的北京特色地方文献中心。
从目录学入手，是王教授读书的一大心得。在此基础上，他先后撰写了《北京史地风物书录》（58．6万字，收录北京有关文献6300种）、《王灿炽史志论文集》、《燕都古籍考》等著作和数十篇与北京古迹有关的论文，形成自己的北京史料特色。
“板凳坐得十年冷”，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王教授成为知名的北京史志专家，很多来华的外国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拜访；1997年5月香港版《世界名人录》收入他的事迹；榆林古驿站所在的康庄镇决定授予他“榆林堡村名誉村民”称号并赠送三居室住房一套。
面对这些，王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坐在由十个大书柜分割而成的客厅里，带着黑色宽边眼镜的他告诉记者，房子他已婉拒了，荣誉他也有了很多，令他最高兴的是，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明确批示对榆林古驿站遗址予以保护，市文物局已决定将榆林堡列入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延庆县政府正在规划将榆林堡建成新的旅游区，康庄镇已成立“榆林堡文物保护小组”并采取措施保护这些有特色的民居。至于会同馆，在他的建议下，几经周折，宣武区文化文物局正式批文给开发此地的房地产公司，保住了南横东街131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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